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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德之路一波三折、陳延輝的奮鬥人生

文/鄒麗泳
 

陳延輝受訪。(鄒麗泳攝)

留學德國之路不平。陳延輝,1972年冬,第一次赴德,用完儲蓄,只好打包回府。1986年春,再次啟程德國,佛教學術夢碎,絕望之際,竟然峰迴路轉,轉攻政治。47歲時,終於如願以償得到哥丁根大學政治學博士。

百貨店生意興隆

1940年代中,台灣還是農業時代,陳家經營百貨商店,是台南鹽水的小康人家,不愁吃穿。陳延輝生長在嘉南平原的商業中心─鹽水鎮,上有哥哥姊姊,下有妹妹,家中排行老三。

二次世界大戰對大多數人都是一場災難,陳家的百貨生意卻因戰後物資缺乏,生意更加興隆。父親個性保守,掌理店內貨源;母親能幹,會做生意,還有手藝,能用裁縫車做蚊帳、門廉、衣褲等賣給客人。母親活潑外向,日治時代曾在朴子國小擔任幼稚園老師,很重視教育,也承繼嚴格的日式教育風格,要求男孩子要念書,以後當教師。陳延輝小時候很好玩,喜歡折紙飛機、吹紙青蛙、掀紙豆干、戶外爬樹、養蟋蟀。

陳家百貨在鹽水鎮市區中心,每年農曆春節前一個禮拜到正月15日元宵節的烽炮節慶,是一年中最忙的時刻,生意興旺。小孩要幫忙家裡算錢、整理貨物,有時一個早上下來,錢櫃裡都是紙鈔,一家大小都得幫忙看店。當時,公務人員月薪2、3百元,因此父親把賺來的錢去買田地、魚塭、蓋房子,家裡經濟狀況不錯。


國小同學合影,陳延輝後排右3。(陳延輝提供)
 

考上台南一中  

早期,台灣還沒有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,小學畢業必須考試才能上初中,小學5年級,鎮上每一位要升學的學生都在要在夜間補習。陳延輝住進老師宿舍加強課業,順利地考上南台灣第一名校台南一中初中部。台南一中培育出許多人才,同屆包括台大婦產科謝豐舟教授、前行政院副院長林信義、大眾控股公司董事長簡明仁等都是同學。

初一時住在學校旁的民家,第一次離開家門,沒有長輩在身邊督促,結果,包括體育等在內的學科不及格,因此留級;雙親見情況不對,第二年回到鹽水家裡,一邊幫忙家務,一邊上學。每天一大早5點鐘左右起床,自己煮飯,準備便當,坐5點45分的第一班新營客運的公車,前往新營火車站接上6點12分的火車,到台南上學,從此過著早出晚歸的通學生活。

國小時身體弱小,導致初一時,運動項目多不合格,決定加緊體能訓練,努力運動,到高一時,代表班級參加校運接力賽跑得獎,高三時被選為學校體操校隊上場表演。當時同學們都勸說,快大專聯考了,不要再練體育項目了,趕快回教室念書。當年大學聯考錄取率只有1/4,即使是高中名校也有不少人要鎩羽而歸,如果想一舉考上大學,就必須認真讀書。最後,大專聯考放榜,考上文化大學經濟系。

三不讀科系

母親一向對政治敏感,在考大學時交代說,絕對不能讀法律、不能當警察、不能考海關,當時那些科系與相關行業比較容易牽扯上德行的問題,因此只能在社會與經濟學科之間做選擇。

因為做生意的關係,在家要看顧店面,特別嚮往能夠擁有自己的自由時間。為了擺脫這種束縛,刻意選填北部大學、未填中南部大學。儘管,雖不滿意聯考成績,還是決定到離家很遠的台北讀書。

遠離台南故鄉,同學來自全台各地,首次感受到南北文化差異。大學時代,喜歡課外活動,如聽演講、參加佛學社團和爬山運動,也愛讀課外書,重慶南路與牯嶺街成為精神食糧的最佳去處。有次到書店看到「悲劇哲學家尼采」一書,愛不釋手,要價11元新台幣,相當於一天的飯錢,「我考慮了很久,想了又想,到底要不要買?最後,鐵了心來買下來」。

尼采是德國著名的哲學家,也是一位奮鬥主義者,名言「失敗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力」影響後世甚深。大學聯考挫折,他決定奮起,自勉沒有悲觀的權力、要拚命,要以「不惜以今日之我,戰勝昨日之我」。

文化大學當時是台灣「最高」學府,位於陽明山,青山綠水、群山圍繞,是台北有錢人家別墅聚集地,風景優美。他經常一個人在週日早上帶著饅頭去爬山,一面爬山,一面思考人生的方向與哲理。


大學畢業照。(陳延輝提供)

媽典仔被殺陰影大

白色恐怖時代,知識分子加入國民黨有益於前途發展。「母親能力很好,政治敏感度很高,她一再叮嚀我不要參加政黨或參與政治,好好讀書」。小時候,有一位朴子名人黃媽典被抓槍殺,這個陰影衝擊很多人的家庭,陳家深怕沾染政治。大學時代,有人邀陳延輝加入國民黨時,都以「長輩叫我不能入黨」為由,加以拒絕,後來就讀師大研究所時,也沒有人再邀他入黨了。

一直對史地及社會科有興趣,孩提時代跟隨媽媽去後街菜堂(佛堂)拜佛,大學時代參加佛學社,研究宋明理學、易經等,在佛學社認識就讀美術系的太太,佛學成為共同的話題。大三時,得到全校最佳績優社團領導人,展現領導特質,認真讀書的他,大四未畢業就考上台北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。有趣的是,陳延輝大學聯考時,三民主義成績不及格,高中時不喜歡僵化的三民主義課本,日後卻成為國父思想的種子老師與三民主義專家。

棄海德堡就明斯特大學

從小就對德國留下很好的印象,德國製的東西品質良好、器具耐用堅固,德國還有偉大音樂家貝多芬與哲學家尼采,德國留學成為追求理想的目標。大學畢業考上研究所後,到軍中服役,利用時間死背德文單字,買德文唱片訓練聽力;然而,真正上課學習德文是在研究所期間在德國文化中心,同期民進黨前台北縣長尤清也在德國文化中心補習德文,準備到德國留學。

1972年7月師大三研所畢業,終於實現夢想到德國留學。當時拿到四所大學的入學申請許可,包括海德堡大學、漢堡大學、明斯特大學及佛萊堡大學。許多台灣留學生心目中的名校是海德堡大學,那裡有很多台灣留學生,前司法院長施啟揚、民進黨政治人物尤清都是該校學生。本來想去海德堡大學念書,前大法官蘇俊雄的一句話,棄海德堡選擇明斯特大學。

當年,剛從德國返台的前大法官蘇俊雄告訴他,海德堡大學有很多台灣學生,台灣學生太多可能學不好德文,不如先把德文學好,以後去任何大學都可以,因此,他選擇幾乎沒有台灣留學生的明斯特大學。

明斯特大學位於德國北部,是一座農業與宗教城,台灣人很少,剛抵達這座城市,好幾個星期都沒有說過一句中文,非常難受;加上,舉目無親,孤獨一個人,也沒有其他前輩可以請教,如何進一步來完成學業。


陳延輝伉儷與Herbert太太合影。(陳延輝提供)

 

生活費用磬回台

這次留學沒有獎學金贊助,家裡拿出新台幣20萬元,一年四個月後,在學校擔任老師的太太一起到德國相伴,老丈人也支助了一大筆留學費用。第一年先讀德文,剩下三個學期研修一般課程。1975年12月,生活費用不夠了,兩人只能黯然地打道回台。

就讀明斯特大學期間,遇到一位貴人Othues太太,她是銀行家夫人。每二、三個月都邀請不同國家的留學生到家裡參加聚會,陳延輝把學業面臨的狀況告訴她。

本想研究德國國(公)營事業管理的議題,適值那位教授剛好離開明斯特大學前往史拜爾公務員訓練中心,而Othues太太想介紹一位研究合作經濟的老師給他,「當時年輕不會想,一心一意想研究國營事業的問題,未接受合作經濟學教師的指導,自己因此也喪失了機會」,雖然這次留學沒能完成學術的目的,然而德文程度卻大為進步。

1976年1月1日帶著太太返台,先到台南家裡幫忙,有意把百貨店轉型為超級市場,父母親都認為,讀書人應該去找更適合工作,不贊成他留在家裡幫忙。

隔年四月去應徵中鋼公司,順利成為中鋼財務管理師。當時,在台北辦事處主辦貸款工作的有三個人,組長余辰男負責美國、他歐洲英法德國貸款、鍾樂民負責日本業務,中鋼待遇很好,每月薪水上萬元,還有其他的加班費等。

東海教書要入黨

由於大學時代就定下目標,想走學術的路線,陳延輝在中鋼只待半年時間。1976年九月,在指導教授的介紹下,轉到東海大學文學院專任講師,教授國父思想,每月5700元月薪,薪水減半。不過,在東海大學教書最大好處是,一邊教書、一邊準備繼續完成學術訓練,但是一待就是10年過去(1976年至1986年)。

東海大學是美國人創辦的台灣知名基督教學校,也是當時最自由的大學。剛教完第一學期時,人二張某很客氣對他說,「你教國父思想卻不是國民黨籍,不是很奇怪嗎?其實,入黨也沒有什麼,一學期只要交個黨費,學期末大家聯誼一下而已」。儘管未直接強迫,但大家心知肚明,「如果不加入國民黨就不必再來上課了」。這對一位家有妻小,須肩負養家責任的男人而言,是不可承受之重。1977年1月4日在當時謝校長見證下加入國民黨,。

留德機會再度降臨。1985年7月,德國基督教社會主義聯盟(CSU)黨主席史特勞斯(Franz Josef Strauß, 巴伐利亞邦邦長)提倡國際政黨交流,提供7個獎學金名額給台灣。翁岳生與王仁宏教授分配兩個名額,當時台灣只有國民黨,民進黨尚未成立,因此,國民黨得到3個名額。


與恩師合影。(陳延輝提供)

人生再次轉折

國民黨用這筆獎學金選拔大專院校教授出國進修兩年,有15位教授應試,筆試科目有國父思想和德文,口試科目有國際現勢和德文。筆試錄取6位,口試後再淘汰3位,最後陳延輝獲得入選。國民黨錄取的這三位,巧合的是,三位過關者都從師大畢業的。

準備獎學金考試期間,獨自到陽明山的慧智學社念書,巧遇文化大學佛學社指導老師曉x法師,在其力勸下,決定追隨哥丁根大學佛學教授Heinz Bechert。

1986年,隻身前往哥丁根大學攻讀佛學博士課程,並在一次的世界佛教學術會議上發表從中文典籍上看佛陀的涅槃。1988年四月,曉x法師前往巴黎參加「世界佛學會議」,曉x法師要他前往巴黎參加該會議。

正值台灣解嚴,曉x法師很關心台灣的何去何從,詢問台灣將來怎麼辦?「師父,我們出家人最好不要談政治」,她說「沒關係,你就談談嗎?」。熬不過再三勸說,「那我就講了,台灣還是要往前走,走自己的道路」。

此時,曉x法師大發雷霆說,「你,你是台獨」。她又說「你被同學感染了」。陳延輝趕緊解釋「在德國的同學比我小很多,如何能感染我?」,曉x氣呼呼「好了,到今天為止」,「我楞在那邊,不知該說什麼」。

人生最大考驗開始了。陳延輝當初選擇攻讀博士,除了自己對佛學、人生哲學有興趣之外,也希望改變人們的迷信觀念,想修正人們對佛祖神格化的觀念,證明釋迦牟尼佛與一般百姓一樣,是個生命個體、也會生老病死。

在哥丁根大學前二年期間,沒日沒夜歡心喜地研讀三蔵十二部經典,一大早出門到學校,經常在梵文研究室裡讀到深夜才回家,日復一日。「既不想累積家產,也暫時無家庭之累,抱著破斧沈舟的決心與豁出去的心情,誓言一定要完成學業」。

這個「政治事件」發生不久,德國教授對他說,你的獎學金七月就結束了,請回去吧。他向指導教授表明要繼續研究,教授拒絕,即使向校方陳情沒有用,此舉形同斬斷去路。中年面對如此重大打擊,離獎學金期限只剩下3個月,學業卻還無一點頭,如何回台見家人。

天無絕人之路。1986年到1989年,在哥丁根大學2年多期間,每天早上準時收聽德國廣播公司,錄下西德政黨政治與東西德關係發展的資料,並隨時翻譯成中文,以訓練德語聽寫能力,成為每日不輟的早課。無心插柳的習慣成為關鍵時刻的救命符。


陳延輝受訪。(鄒麗泳攝)


終於完成學業

當時哥丁根大學政治系有一位Peter Lösche教授開一門「外國學生的德國政治制度」課程。靈光一閃,把每天早課的資料進行系統性整理後,向他提出一份論文大綱:「東西德關係的發展─從政黨角度出發」,Lösche老師認為,題目不錯,且該主題快20年沒有人研究,決定收為學生。

接二連三的噩運,終於捎來好運,獎學金也有了著落。1988年1月13日,台灣的政治強人蔣經國逝世,那一年7月,國民黨召開十三全會,陳延輝當選德國學界代表。德國基督教社會主義聯盟(CSU)決定再給一個學期獎學金(半年),他幸運獲得這個獎學金,也向銀行貸款200萬元繼續讀書,最後的博士論文是「從東西德的接近過程來看中華民國的一國兩府政策」。

第一次留德是在明斯特大學,1972年至1975年,鑽研國營事業的問題;第二次1986到1988年,哥丁根大學主攻佛學;第三次1988年至1992年在哥丁根大學,研究領域由佛學轉到政治學,每次都是跨領域,前後長達9年半。陳延輝的學術之旅比別人艱辛,甚至一波三折,以無比毅力與決心克服種種難關,紮下深厚的學術底子,在47歲那一年,如願以償拿到德國博士學位。

羅森納教授(Erhard Rosner)啟發台灣史觀

不少留德學生深受德國人守時、精確、認真做事態度影響,陳延輝亦然,甚至連台灣意識也受到德國人啟發,「羅森納教授啟發我的台灣意識」。有一次他問,你們的祖先何時到台灣?隨口就回答「隋朝就到台灣」,他再問「那鄭成功呢?」,一時讓他啞口無言;他還問「什麼是平埔族?」,他講了平埔族的地契,還說十九世紀初台灣有一百多個平埔族社,要我多研究台灣歷史。研讀台灣史,對台灣的認識也愈來愈清楚。在羅森納教授邀請下,陳延輝也成為1989年時,第一位在哥丁根大學教台語的老師。

1992年底返台,繼續走學術路線,先在中山醫學大學兼任台灣政治史課程,後來到台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擔任副教授,教授國父思想、地方政治、政黨政治及國際政治等課程。1999年回到母校台灣師範大學,擔任三民主義研究所副教授。2000年升為正教授,2003年任內改為政治學研究所。


陳延輝小檔案:

台南鹽水人,台南一中、文化大學經濟系、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所碩士,德國哥丁根大學政治學博士。曾任東海大學文學院講師、台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副教授、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教授、所長、政治學研究所所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