馬克思與愛爾蘭

〈編輯語〉卡爾‧馬克思(Karl Marx) 在現代是一位極具爭議性的人物，他的理論學說直接促成當代共產政權的建立，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法律、文化、藝術等層面帶來深刻的影響。今年適逢馬克思誕生兩百周年，台灣歐洲聯盟研究協會舉辦馬克思誕生200週年的研討會，回顧過去，也展望馬克思的理論在未來的可能發展。本網站每一星期更新一篇本書所包含之論文前言，欲覽完整版，請點閱此處。

一、前言

 施正鋒

 一般認為馬克思主義（Marxism）與民族主義（nationalism）相互競爭、甚或排斥，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祖師爺馬克思（Karl Marx, 1818-83）與恩格斯（Friedrich Engels, 1820-95）在《共產黨宣言》（Communist Manifesto, 1848）說「工人無祖國」：

然而，他們後來對於民族主義的立場顯然有很大的修正，尤其是毫不掩飾對於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支持，建議英國跟愛爾蘭斷絕彼此的政治結合，雖然並不排除兩者或可自由地建立聯邦關係（MEI, 1972: 143, 280）。馬克思在1867年（11/30）寫信給恩格斯，斬釘截鐵建議愛爾蘭必須：（一）由英國獨立、成立自治政府；（二）不能寄望英國、必須自己著手土地改革；及（三）使用關稅來保護本身的工業、以防止英國產品的傾銷（MEI, 1972: 148）。

馬克思與恩格斯在1848年歐陸革命失敗後，被迫流亡英國，才開始真正有機會第一手瞭解當地勞動階級的情況，經過長期的觀察，終於覺悟到必須修正先前的看法；特別是恩格斯的前後伴侶瑪莉•伯恩斯（Mary Burns, 1823-63）、及莉齊•巴恩斯（Lizzie Burns, 1827-78）姊妹是曼徹斯特的愛爾蘭裔女工，鶼鰈情深、愛屋及烏，讓他體會英國革命對歐洲革命的重要性、及愛爾蘭革命對英國革命的重要性（Cummins, 1980: 108-10）。如果這只是單純的歷史偶然（historical contingency），當然就沒有特別值得探討的地方。我們以為，馬克思與恩格斯在理論上的轉折，並非只是感情上的羈絆。

根據馬克思（Mark, 1844/8/7.），革命是推翻既有統治力量、及舊狀態的解體的政治行動，如果沒有革命、就不可能會有社會主義；然而，革命畢竟只是必要條件、並非充分條件，一旦組織的行動開始，自己的目標、以及精神浮現，就要把政治的殼拋棄。Cummins（1980: 12-14）以為，馬克思主義起源於西歐，特別是馬克思對於德國哲學、法國社會主義、及英國經濟的浸淫；他比喻道，如果說一個嶄新的社會秩序孕育於社會革命的子宮，而政治革命則是社會革命的高潮，那麼，實力就是關鍵一刻的催生婆。

原本，馬克思與恩格斯把社會革命寄望在資本主義的三個核心堡壘，也就是英國、法國、以及德國，特別是在1848年歐洲革命烽火四起的前後。然而，儘管德國有犀利的哲學批判、卻缺乏行動，無法把理論轉換為群眾的利器；法國雖然有轟轟烈烈的大革命，中產階級對於雞啼的號召似乎卻步；他們最後寄望當時工業革命已臻成熟的英國，希望能一舉結合德國的哲學革命、以及法國的政治革命，展開一場驚天動地的社會革命（Cummins, 1980:14-17）。也因此，他們在1840年代、1850年代初期，認為愛爾蘭人的民族自決訴求是反動的。

然而，到了1850年代後期，馬克思與恩格斯原先不止對於法國、以及德國的期待幻滅，對於英國勞動階級也開始大失所望，漸漸轉而關注愛爾蘭這塊英國的最早殖民地。進入1860年代，他們發現英國勞動階級越來越像資產階級，竟然企盼能跟資產階級平起平坐就好，想要把自己變成資產階級貴族、及資產階級般的勞動階級，因此決定策略上必須改弦更張，在1860年代末期、1870 年代初期，斷然把戰略焦點放到愛爾蘭，熱切相信愛爾蘭的獨立可以加速英國、甚至於整個歐洲的社會革命（Rodden, 2008: 609-11）。

儘管馬克思從未踏足愛爾蘭（Rodden, 2008: 519），他在1869年（12/10）寫信給恩格斯說，他長久以來以為愛爾蘭的自由必須決定於英國勞動階級的革命，然而經過一番研究，現在的想法剛好相反，深信除非英國擺脫愛爾蘭，否則，英國勞動階級將一事無成，也就是「槓桿必須放在愛爾蘭」（MEI, 1972: 284）。他在1870年（3/28）寫道，「任何壓迫他人的民族是在鍛造本身的枷鎖」，看到此刻的英國正在重蹈古羅馬的覆轍，因此主張為了加速英國的社會革命，勢必在愛爾蘭予以決定性的重擊（MEI, 1972: 163）。

Rodden（2008: 611-12）指出，這樣的訴求有三個理論上的自我矛盾：愛爾蘭還停留在農業社會、違反歷史唯物論（historical materialism）的循序漸進發展、以及如何面對一向被視為反動的民族主義。Rodden（2008）的解釋是，兩人跟愛爾蘭有獨特的個人經驗，因此對愛爾蘭人產生強烈的人道關懷、對於愛爾蘭農民情有獨鍾，才會有如此詭異乖離「科學社會主義」（scientific socialism）的見解，竟然主張將愛爾蘭當作槓桿的槓桿、甚至於頸動脈（pp. 614-15）。

不過，Zwick（1983: 18-19）提醒我們：馬克思在寫作的時候，不管是風格、或是內容，一定會針對他訴求的對象、以及傳播的方式量身裁衣，所以，如果想要瞭解什麼是真正的他，必須花一點心思去抽絲剝繭；譬如《共產黨宣言》的對象是歐洲社會主義的領導者，修辭的用意是煽風點火，相對地，《紐約論壇報》（New York Daily Tribune）的讀者是美國的自由派，用字譴詞當然不能虛張聲勢；換句話說，馬克思有他私下作為人的一面（the man Marx）、也有作為理論家的公開一面（the theories of Marx），或許在特定的一刻是民族主義者、抽象思考之際是國際主義者，因此，儘管他或許有一些民族主義的傾向，如果指控馬克思崇拜民族國家，那是言過其實、也是不瞭解馬克思主義。

由於馬克思主義關心的是資本累積、及其影響，重點是歷史唯物論框架下的階級，並未針對民族主義有完整的一套理論，那是可以理解的（Munck, 1986: 1-2, 9）；Poulantzas（2000: 93）甚至於直言，根本沒有所謂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民族理論；Anderson（2010: 123-24）也認為，馬克思與恩格斯其實並未有系統地分析爾蘭的民族主義。Golman也同樣地承認，兩人儘管對於愛爾蘭歷史有獨到的見解，並沒有通盤的研究（MEI, 1972: 20），而Greaves也認為兩人沒有機會有系統地整理他們對於愛爾蘭的看法（MEI, 1972: 15）。

儘管如此，我們未嘗不可從馬克思與恩格斯比較新聞性、或是宣傳性文字，耙梳一些關於民族主義、以及愛爾蘭的看法。蘇聯進步岀版社（Progress Publishers）在1971年岀版了一本馬克思與恩格斯有關愛爾蘭的文集《愛爾蘭與愛爾蘭問題－－馬克思與恩格斯選集》（Ireland and the Irish Question: A Collection of Writings by Karl Mark and Frederick Engels），並在次年於美國發行（Marx & Engels, 1972；簡稱MEI），蒐集兩人在1843-91年之間關於「愛爾蘭問題」（Irish Question）的各種文稿，包含個人的專書摘錄、講稿、背景資料，以及彼此之間、及兩人跟他人透過信函的討論。

我們在這裡有三項考察的重點；在馬克思的想法中，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如何（或是階級與民族╱族群的關係如何）？馬克思對於英國在愛爾蘭的殖民統治有何想法？他對於愛爾蘭的前途有何診斷、以及具體的建議？最後，我們將以馬克思過世後的發展，來看馬克思主義的接班人如何看待民族主義，以及簡單回顧愛爾蘭後來的實際地位，看看跟馬克思的預測有什麼出入的地方。